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

通过对张维迎、吴敬琏、萧灼基、林毅夫等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与各大财团关系的剖析，可以看出这些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着深刻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或通过对政府建言，或发表相关著作和研究报告，或以直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深深卷入中国资本市场运作。他们的言行对企业的成败、股市的兴衰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2004 年1月20日，亚信公司？？ Nasdaq？？ ASIA？┓⒉剂似浣刂沟？2003 年12月31日的2003 年第四季度季报。报告显示，截至2003 年12月31日，亚信第四季度的总收入为3060 万美元，同比增长30％，净收入达到1620 万美元，同比增长21％。在亚信人的努力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贡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其时，业界把张维迎出任独立董事看作是亚信“打造最强董事会”的一步重要棋子。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亚信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吗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是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对于舆论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经济学家之一。他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从而是一位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1998 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虽然，改革过程中经济学家对政策独一无二的影响？？被思想界一些人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现实中的企业与其“逆之而害”？？何若“顺之而用”牵实际上，张维迎教授对电信行业改革的鼓与呼是不遗余力的。他不久前在中国一家媒体发表的演讲稿中，又对中国电信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抨击？？“在中国，如果注册公司名称有‘网’字，你就需要得到信息产业部门的批准──谁赋予了信息产业部垄断名字的权力牵其合法性在哪里？没有人追问。”看到这里，有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从事电信行业的亚信，为什么要聘请张维迎教授作独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更为重要的是，在民营企业的利益诉求渠道还不够畅通的情形下，亚信未来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过张教授这样对政策影响很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来进行游说呢？这的确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皮与毛的关系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适合的。

媒体点名批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捞私利

2005-11-1 16:31:33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近来频频遭到媒体炮轰。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指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之后，《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近日也发表文章，指责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当商品卖，甚至点名批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以担任大公司独立董事的名义，捞取私利。

　　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多指那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知名度高的经济学者。去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因在“郎顾之争”中力挺科龙公司董事长顾雏军而受到媒体的质疑。


　　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去年8月批评顾雏军等中国企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借改革之名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引起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被称为“郎顾之争”。多数中国主流经济学者在“郎顾之争”中为顾雏军辩护，郎咸平显得十分孤立。


　　不料今年4月，科龙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2日，科龙正式发布公告，证实顾雏军等5名公司高层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科龙公司出事后，一度力挺顾雏军的中国主流经济学者“集体失语”。虽然他们依然是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大腕（重要人物）”，但无论媒体如何追问，这些经济学“大腕”也不愿再就“郎顾之争”发表评论。


　　主流经济学家的沉默引起各路媒体的不满。《中国青年报》昨天发表署名文章说：“遍观当下，许多经济学家却把经济学沽以高价，喜滋滋地为利益集团代言，笑眯眯地争当学术明星，急咻咻地向体制内靠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成了敲门砖，学问成了博取利益的垫脚石，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名、利、仕统统纳入麾下，科学真知、学术本义却被弃置。”


　　《广州日报》的署名文章则列举了在大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其中包括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中国响当当的经济学家。文章指这些人“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担任‘独董’一职，并从利益集团处拿着相应的俸禄”。


　　“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当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结为盟友时，我们又如何指望那些经济学家能针对纷纭变幻的经济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特别是在其理论与利益集团发生严重冲突时，经济学家们（同时又是既得利益者）又如何保持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平？”


　　文章质问：“当这些人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并为公众指点江山时，他们是为了求财，还是为了求良心？其基本动机完全值得怀疑。”


　　有关媒体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人民币（100万元人民币约值20万新元），二流的经济学家年收入也在60万元人民币，这些收入来自于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稿费、给利益集团服务（以独董的身份）等许多方面。


　　媒体不仅质问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也指责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政府官员失语。


　　人民网刊登一篇文章说，实际上，近年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许多国企改制行为正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的默许、纵容甚至直接操纵下完成的。从这些官员的行为看，与其说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如说是代表其个人的私利。

　　
　　多种想法 刚刚看到的关于吴敬琏的惊人真相，黑，真黑~~
　　
　　
　　转贴：
　　
　　2005年11月25日 《吴敬琏：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财经》杂志）《刘国光：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 改革就失败了》（《商务周刊》杂志 2005年11月25日）
　　这似乎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两个多月来，刘国光教授的一篇演讲在网上传播，而且北京、南京学者纷纷集会，对刘国光教授的观点表示支持，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虽然没有直接对着刘国光教授，但是，大家都感到两种改革思想展开了新的辩论！这场辩论超越了郎之争，实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反思并不是反改革，而是总结改革经验，继续前进。
　　《财经》杂志曾经以发表《基金黑幕》而出名，发表揭露银广厦文章而达到高潮。我也曾经非常看好这家杂志。
　　但是从2002年欧亚农业出事以来，突然转向，说香港是针对民营企业，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我就觉得有点怪了，因为香港没有那种所谓“公有制”的意识形态。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单伟建的文章反对给股民对价送股更人奇怪，这次发表吴、许、江、高似乎也不是偶然的！
　　（一）欧亚农业出事前《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
　　2002年1月2日，一个小时内，欧亚农业(0932.HK)的股价下跌了整整10%。当日，欧亚农业股价的最高跌幅达25%，或0.46元，报1.38 元，成交额6954万元。2日下午，欧亚集团总裁杨斌称：“某些基金对国内企业有偏见，这次行动是冲着所有香港上市民营企业来的。”（《为避免关联交易反遭质疑第二富豪遇格林柯尔式风波》《北京青年报》 2002年1月8日）
　　当时国内民企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欧亚农业连续遭到基金急速“洗仓”，两公司股价都在瞬间遭遇滑铁卢。欧亚农业主席杨斌所言，同样的谣传，如果是香港和黄，则分毫不损，而对国内的民企来说，就杀得片甲不留。可见，其问题可能出在国内上市民企本身了。（《国内上市民企为何连连“遭洗”？》 《中国经营报》 2002年1月11日）杨斌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自己进行辩护。
　　10 月份在香港警方介入的前夕，《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文章说“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目前已处于较往昔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其作为整体生机盎然却又千姿百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胡舒立《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财经》杂志2002年10月16日）
　　胡舒立指责一些人士对民企的怀疑态度，用“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来为民企形象进行辩护。
　　胡舒立指责别人走极端，实际上，她自己上在走极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象欧亚农业那样的公司根本上不了市。问题在于 “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是否可靠，所以“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并不是衡量一切企业的客观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际上，欧亚农业之所以被捧起来，又被重重摔下来，就是因为走极端，一些人认为民企比国企好、外资比民企好，所以一戴“国际”的帽子，特别是“法国里昂证券”，“美资投行摩根斯坦利”这些光环，神气的不得了。
　　10月29日《人民网》报道“百名警员大搜查 香港警方正式介入欧亚事件”，“欧亚事件”已经从证券监管层面进入司法层面。此举显示，为了捍卫金融中心的声誉，香港绝不手软。
　　（二）郎咸平的伏笔和质疑科龙
　　香港是个国际市场，并没有意识形态，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 2002年10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东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民企和本地家族企业真的不同吗？》，他指出“欧亚农业”事件之后，香港股民立刻提出一个问题：以家族为主的中国民企真的值得股民信赖吗？他和苏教授的调查显示：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中有八成是家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有九成是家族企业，（内地）民企与香港其它上市公司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还统计了家族企业、大众持股企业、国有企业和杂项类企业，发现家族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是4.3%，国企是4.1%，杂项类是2.2%，公众类是0.5%，但是却意外发现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家族企业反而有最低的市值，而大众持股企业（如汇丰控股）反而有最高的市值，因此他提醒说，香港股民对香港所有的家族企业的信心也是同样不足的。民企和香港家族企业的本质对香港股民而言是相同的，这也是香港家族企业和民企应该注意的地方。
　　郎咸平说国企比民企好，是他根据香港上市公司的统计做出，当然这个结论不全面，因为当时他不了解内地A股，但这也为后来的郎顾之争埋下伏笔！
　　我们还可从2003年4月巴菲特买中石油H股之后的效应看出来，根据香港联交所的最新统计，外资机构目前已持有30多只H股，占55只H股的近60%，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民企还是国企，关键是要依法经营、要有经济效益。
　　2004年8月郎咸平公开挑战科龙，郎顾之争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只说一件事：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与会成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副所长张文魁，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等，他们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头人物。（《顾雏军回应“七板斧”质疑》2004年10月25日《？t望东方周刊》）
　　当时，这些经济学家兼官员是何等的“壮举”和“声势”！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2005年1月13日《成都商报》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联交所给顾雏军算四年前旧帐 郎咸平连说有意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科龙的问题被揭露，这正好应了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三）2005年《财经》连续三次发表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单伟建的文章
　　7月25日出版的今年第15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质疑"对价"--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一文。 8月14日《财经》杂志又发表了《独董称宝钢方案错在出发点未兼顾全体股东利益》的文章。11月1日《财经》杂志刊登了《股改代价巨大且毫无必要》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与否应以股价一时的高低来衡量，股市的价格也不应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法人股的流通权不是流通股东的权益。不如直言不讳地用“补偿”或“赎买”来得准确。
　　这是单伟建第三次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什么《财经》杂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其开绿灯，单伟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他仅仅是宝钢的独立董事吗？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8月15日、16日水皮杂文的两篇杂文《单伟建是“麻烦制造者”吗？》、《深发展有权拒绝“对价”吗？》，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实质性的一面：
　　“以独立董事为单伟建定位是不确切的。单伟建在宝钢的任职只是兼职，他的主营本职是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副业本职是以大股东的身份担任的深发展董事职务。单伟建任职的新桥投资于2004年10月9日对外宣布以12．15亿元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收购完成后，新桥成为深发展事实上的第一股东和控股股东。深发展不但董事长成了洋人，而且行长也成了洋人，变成了事实上由外资控股的中国银行。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每股的收购价为3．55元，比深发展当时的每股净资产2．18元溢价60％，所以新侨不愿意参加股改，也不愿意支付所谓的“对价”，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进行协商，但是单伟建却利用在宝钢的独立董事地位，借题发挥：宣扬法人支付对价不合理。
　　他在宝钢的董事会上投了赞成股改的票，事后又在《财经》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文章，大谈不同意“法人股东向流通股东赎买流通权”，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于是一些报刊上转载，说单伟建表现了独立精神，甚至还有人称赞他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其实，是没有看清单伟建借题发挥，真正要维护的是新侨的利益。
　　国家股、法人股只是市场约定俗成的概念，国家股是指国资产管理局或国企集团管理的股份，法人股是指其他法人单位持有的股份，如果单位是国家单位，又称为国有法人股，一般是指参股者。非国家单位的法人股，有民企持的，也有外资持有的，称为法人股或外资股。新桥收购深发展17．89％的国有股，转化为法人股。
　　如果我们看宝钢的股权结构，非流通股是宝钢集团持有的国家股，并没有法人股的称呼，单伟建在谈宝钢的股改时，一句一个“法人股”，根本不提“国家股”这个称呼，实际是借题发挥，想说一切法人股都不应该支付“对价”，甚至借题发挥，把水搅混。以此来为新桥持有的深发展法人股说话，拐了很大弯，迷惑了不少人。

都TMD是人渣!

文章太好了,如有可能,应该广为发表,让人们看清中国的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丑恶嘴脸.也应该呼吁国家审计部门审计他们,应该把本文寄给李金华署长,以引起他的注意.

经济学家不赚钱还玩什么经济??

经济学家的家人不开公司办企业，他们的理论指导谁呀？？ 且办得越成功，越说明他们的东西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