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成每次兵败的总结。你以为它是战术分析,其实就是一托词”;“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自己想像的未来代替实际上的未来――这是能力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如果自己因预判失误导致兵败还以‘我们只不过失球太早因而打破赛前布署’来辩解――这是比能力和态度更要命的问题”;“朱导要是真承担所有责任,没必要这时候再把李蕾蕾拉出来说事儿”;“我只是觉得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输球之后的态度,米卢说过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这种态度要不得。”
我想请教一下李承鹏,既然你认为朱广沪在这场比赛中从能力到态度都暴露出了中国现行足球体制下所有“复制品”的通病,“倒朱”与“不倒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董路也写了一篇“保朱”的檄文,“朱广沪的错在于多个位置上的用人出现了偏差,在于1:1追平比分之后对场上形势的错误判断,而不在于最初制定的防守反击的战术。换句话说,如果朱广沪能充分汲取这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还是有能力继续将中国队重新带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其曾经已经选择了又因动摇而放弃的正确道路”;“再说的直接了当一点:未来的几年里,如果还是这一群国脚担当重任,如果朱广沪不将防守反击进行到底,最终的结果没有别的,就只有是――死路一条!”显然,他的“保朱”是以牺牲中国足球未来几年的时间而又不知所终为前提的,至少在我看来,人情大于真诚。
在中国队失利的当晚,笔者在一篇《伊拉克人用胜利告诉我们――没有钱照样可以踢好球》的评论中写到:“从朱广沪本身来讲,对于失败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的能力的确应该受到一定的质疑。但考虑到队伍目前的实际情况,和郑智复出、孙继海归队后人员上会出现的变化,并由此可能带来战术套路上的丰富,现在还不是喊‘朱广沪下课’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容忍中国队出现失误,甚至失败!”从这个角度讲,笔者应该算是典型的“保朱”了。但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还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会容忍朱广沪和他的中国队出现失误,甚至失败,但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中国足球决策者在具体决策环节上长官意志性的错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朱广沪并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命运主宰者,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恐怕也不会是。中国队目前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媒体来“保朱”或者“倒朱”的问题,而在于决策者在中国足球从个案到整体水平都不具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对于足球的主观意识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和郝洪军的观点一致:“怎么办?思考国家队的命运,显然又不是朱广沪自己的事情。让朱广沪改变自己很难,除非足协明确告诉他,‘亚洲杯,乃至亚运会,不要计较成绩,全用年轻人来打……’足协敢这样说吗?也难!因为足协也要把足球的丰硕战果进贡给总局。政客们有几个高瞻远瞩的,不搞面子工程不行。问题是,眼下的朱广沪真会给足协足够的面子?”
故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要做“保朱”的人,还是要做“倒朱”的人,都是没有用的,还是参照一下郝洪军的“议案”吧:“足协领导们和总局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一年来朱家军走过的路吧!考虑一下老朱的‘后事’,这是对领导负责,对老朱负责,也是对这支球队负责!”